驻守心灵的净土

——鄂圭俊的油画艺术

范迪安 |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在当代中国油画界，鄂圭俊先生的形象是时显时隐的。熟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油画发展历程的美术界同仁都知道，早在1980年代，鄂圭俊的油画就以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探索创新的面貌在画坛引人注目。他于1984年创作的《春的脚步》以青海土族“六月六”的花儿会为题材，表现了土族青年在春的原野上载歌载舞的欢乐场面。画面充满了欢快的视觉节奏，弥漫通幅的绿色尤其洋溢出活跃的生机，折射出1980年代中国社会在改革初期涌动的蓬勃气象，而他在造型上大胆运用的形式结构，特别吸收融汇西方立体主义的造型手法的创新意识，则展现了他的艺术敏感与探索勇气。这幅作品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在当时的画坛都引起强烈的共鸣。它被收藏于中国美术馆之后，每逢组织反映1980年代的中国艺术的展览，总会再一次特别展示。

但是，鄂圭俊先生为人又是低调的，虽然在画坛早已有名，长期以来他实际的心情还在于沉默地驻守于自己的艺术家园，这又使他的身影似乎远离了画坛。

鄂圭俊先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少数民族画家，他从少年学画到青年时代以美术工作谋生，经历了许多生活的磨难，甚至形成了他不善言辞、朴素沉稳的性格。但是他的艺术秉赋和才能却是充分的，即使是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时期，他也能沉浸在专注的艺术感受和表达中，画出有灵气和内涵充实的作品。他从一个电影院的美术杂工走向专业画家的道路，足以证明他对艺术执着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

鄂先生能书能画，工油画，又兼擅版画，这使得他的绘画技法能够在跨领域间灵活借鉴和转换，或以书入画，或以画写书，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修养让他能够在广袤的艺术领域中自由驰骋游弋。鄂圭俊先生出生并成长于中国西部的青海省，这很直接地为他的油画艺术，尤其是早期油画艺术提供了天然的绘画素材和个人观照。青海湖畔的神秘与灵动，青藏高原的浑厚与崇高，乃至庄严的宗教寺庙、古代遗址和纷繁多样的少数民族风俗民情，都成为鄂先生作品的灵感来源，加之其土家族的文化身份更容易认同并接纳这些自然灵魂进入他的艺术视野。不仅如此，淳朴、淡泊而悠远的中国西部风土特征也孕育了他的豁达、纯粹的个人气质，这从他的作品中亦能感受得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鄂先生从美丽宁静的青海走入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毫无疑问，这种迁徙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他生存空间的转换，也引发了他艺术感受和个人关注的变化，促成了他艺术生涯中的一次重要“变法”。正如丹纳所说，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特征与他的生活情境以及社会的时代文化总是分不开的，鄂圭俊的艺术正说明了这一点。他的艺术历程中的每一个脚步几乎都能从他生存空间的特征中找到缘起。

总体来说，鄂圭俊的油画作品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之为“建构自我”，这一时期他主要专注于少数民族风情面貌的描述和表达，画面工整，平涂的油画技法加强了画面的二维平面效果和装饰性，但从中依然能看出鄂先生扎实娴熟的油画基本功，以及融民间文化素材入现代油画技法的语言特点。实际上，这一阶段更多的突破在于油画技法本身。可以说，鄂先生是这一代中国油画家对形式的自觉者。他画的主题和题材虽然不离西部和民族的风情，但他借题发挥，重在探索如何将自己的视觉感受用现代形式语言表达出来。从青海到上海的空间变迁，让鄂先生的艺术在与民族风情的距离性沉思中得到积淀和升华。他放弃了对象本身的具象描绘，转而更加注重画面的形式美感，以及艺术家个人情感的表达，从而使作品的韵律、节奏和写意特征也更加明确、稳定，并在不断地试验与实践中进入其艺术历程的第二个阶段——“超越自我”。于此阶段，随着鄂先生个人经历的不断积累，以及生命意念的不断锤炼，他能够超越艺术家本体的局限性，用更宽阔的视野和胸怀去领悟世界，感受艺术，从而创造出更能打动人心且具韵味的艺术形式。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便是“使观者除视觉上的和谐外产生宁静致远的精神心理，同时，又在创作过程中追求感官的单纯意象表达和整体感染力。”纵观鄂先生的油画艺术，他首先探讨了油画技法本身的民族化进程，致力于中国油画形式语言的研究和实践，之后他又用心于油画语言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嫁接与共生，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依我拙见，鄂先生艺术历程中的第二阶段可看作代表其个人艺术风格和成就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是画面的整体结构风格，还是意境情绪的视觉在现，都具有了明确的特征。鄂先生试图将颇具现代意味的油画技法与中国传统的文人关怀结合起来，他巧妙地运用画面的构图分割来呈现自己对中国古人的“高远”“深远”“平远”的研究和阐释，这在中国油画界是少见的。用现代的油画表现语言来淋漓尽致地呈现中国传统绘画中特有的意境，不仅需要对中国文人画的深厚理解，更需要从油画语言中遴选出合适的表达方式，并加以实践与融合。从“大自然”系列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鄂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在这一系列作品中，画面被自觉地分割成几个部分，鄂先生依旧用平涂的技法，但是通过色彩的变换、远近的透视效果，人物显然已经被区分出来。另外，画面中的人物已经被消解了，只剩下似写实又具写意特征的空旷宁静的风景和留给观者的天人合一的感受。更为可贵的是，鄂先生在寻求作品所折射出的文人气息时，并不是以牺牲画面的形式美感为代价，相反他真正做到了“优美”与“崇高”的完美结合。鄂先生大胆地将相近的色调并置在相同的分隔区内，不仅没有削弱画面，反而使整体显现宇宙间自然的特征，或者说这正是大自然的颜色。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线条使得画面摆脱了因被分割而产生的尴尬和独立，而成为一个整体，这些都体现了鄂先生在油画技法的方面深厚的造诣。

翻开20世纪中国油画史，以少数民族为题材进行的创作并不罕见，很多艺术家也在此题材的研究创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细究其作品，就可发现鄂圭俊先生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独有的个性。与其它汉族艺术家不同，鄂圭俊先并不是将少数民族的风情和风俗当成一种文化解读，也不仅仅是一个画家对中国少数民族葆有的无限好奇或惊叹，那恰恰是他对养育自己的一方水土的真挚情感的表达，因此，他能够天然地借助艺术家本体的经验来进行此类题材的创作，亦能准确地把握其文化的特征和内涵。笔者更愿意把这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表达，在这种纯粹面前，一切词藻都会失语。

鄂圭俊的绘画艺术带给人们一种于传统与现代、形式与内容、东方与西方间相生相融又极具个人特征的视觉体验。他既注重作品的画面构图、色彩、肌理变化等油画语言带来的形式美感，更对作品呈现出的生活气息和情感关怀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此间用心用力几十年，逐渐形成鄂圭俊独有的油画艺术特征，这不仅为学界研究20世纪中国油画历史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也使他的艺术在当下的“世界的图像化”格局中占有了一处不可多得的芳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