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寄青史，独步画坛

老画家吴厚信的中国梦

《精英》记者；李旭明  

        导语：在电影艺术上卓有成就的编剧、导演，吴厚信仍不满足，他心灵深处认为自己仍然是个画家，绘画艺术才是他生命的归宿，为了向世人证实，年逾古稀的他用三年时间艰难的绝地背水一战。

2015年9月，第二届南京国际艺术美展落下帷幕，包括毕加索、梵高、莫奈、罗丹、高更、马蒂斯等多位世界顶级艺术大师的50件作品集体亮相。然而引起轰动的，却是同期开启的“艺术南京”艺博会中，22米长，1.5米高的巨幅油画《中国记忆与中国梦》，次日《南京晨报》整版报导题为：“油画史诗长巻《中国记忆与中国梦》震撼金陵”，记者报导历史长卷打动了无数观众，他们长久地驻足于长巻前，惊叹、激动、感慨，有位老者，一连三天进场观看，叹称之为国宝。画面表现的是1840年自鸦片战争以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历史跨越百年时间与空间，浓缩于一幅写实的油画长巻中，堪称巨作。

“苦难尤来画不成，丹青只对会家吟，二十四史明月在，几人识得梦中人。”著名编剧刘和平读吴厚信油画长卷，作此七绝，谓之一叹！

  吴厚信，国家一级编剧、导演、画家、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专家津贴享受者。1977年油画《周恩来最后的日子》入选文革后首届全国美展，1977年至1984年任电影《苦恋》（《太阳与人》）《水晶心》等多部影片美术设计及《吉鸿昌》等十数部影片电影海报创作，1988年导演纪录片《蛇口奏鸣曲》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影片奖 ，1990年导演故事片《快乐岛奇遇》获华表奖、童牛奖。1992年导演故事片《沧海雄风》获首届上海工人电影节最佳影片奖。1992年至2002年创作《广州来了新彊娃》、《好孩子》、《红苹果》、《布拉格有张床》、《荔枝红了》等电影剧本。1995年至2004年编剧《鸦片战争演义》、《激情年代》、《家变》、《大刀》、《民国往事》电视剧，2011年举办首次个人画展，2015年完成巨幅油画长巻《中国记忆与中国梦》。

电影思维在绘画中获得重生

       “2012年11月19日，习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的展览后发表‘中国梦’宏论，那一刻起，‘中国梦’三个字时刻在我头脑中萦绕挥之不去。” 吴厚信清晰地回忆构思之初的创作冲动。“中国梦”这一主题实在太宏大，虽多次易稿亦难透彻表达创作初衷，，中国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13亿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因为有共同的记忆！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屈辱的历史，！中国人为实现强国梦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磨难与奋斗，脑海里浮现出中国百年屈辱的历史，一代代仁人志士与精英前扑后继的画面如电影镜头般在眼前展现，电影思维像灵光一样闪现，长巻的构思就此形成了！一个个重要的历史场面与人物细节，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段銜接起来，电影的运动感、电影的空间连续性与镜头的移动、跳转和銜接，转换成他的绘画语言。画面完全打破传统绘画的焦点透视，时空的束缚，一百年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详略有序地表现在长卷画作中。“我力求做到历史时空与场景，情节及人物形象与情绪，有机自然流畅地延伸与转折；既有气势磅礴的大场面，又有精致的细节处理，一切都融入统一又有变化的画面中。

  此刻，他既是画家，又是编剧和导演，通过对人物与史实的独特设计与表现方式，让观者沿着历史的轨迹一段一段地认识人物阅读史实。长年的电影编导生涯让吴厚信对中国近代史有过深入的研究，1995年为了迎接1997年的香港回归，时任珠影总编室主任的吴厚信受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创作长篇电视剧《鸦片战争演义》的剧本创作，当年53岁的吴厚信率领一个创作班子并亲自主笔用两年时间完成了这件有历史意义的创作，这次创作经历极大地丰富了他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和积累，为 20年之后又用他所熟悉的造型与色彩绘画语言阐释历史奠基了基础，长篇电视剧《鸦片战争演义》的剧本创作与油画长卷《中国记忆与中国梦》的绘画创作，这两次不同媒介的艺术创作在吴厚信艺术生涯中佔有重量级地位，前后呼应，一脉相承。

 “考察一位画家创作和个人风格的形成，必须了解画家的经历和历史记忆，《中国记忆与中国梦》运应时代而生而且肩负重要社会使命，完成这样的巨幅创作作者需要具备至少四个条件，而且缺一不可。首先是能画，没有绘画基本功一切无从谈起，二是艺术家的责任感，三是对表现的历史深入的理解与熟知，四是要有独特的开创性的艺术手法。恰巧，命运让厚信同时具备了这四个条件，所以油画长卷《中国记忆和中国梦》在吴厚信的笔下诞生不是偶然的。” 著名电影评论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这样评价吴厚信的画作。“吴厚信独步画坛，以与众不同的绘画语言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历史观和艺术观，除了艺术上的成就之外，更使我们看到了一位对中国命运和艺术执着追求真诚献身者坚韧跋涉的人格力量和内心激情。他终于完成了电影与绘画的完美结合，实现了毕生画家梦的追求。”吴厚信说创作长卷的这三年是他生命长河中最有意义的三年，每天的感受都非常奇妙如在梦境中一般，经历和享受着梦的愉悦和艰辛。

性格决定命运，一套自编自绘的连环画拯救了他。

      吴厚信1942年生在抗战时期长沙会战的炮火中，其父吳忠亚此时正在战壕里主编第九战区《阵中日报》，母亲乘着小乌蓬船带着襁褓中趁夜逃离长沙。他排行第八，自言从小又笨又丑，绝不是个伶俐可爱的孩子，绰号‘苕老八’（湖北话‘苕’就是苯、傻的意思）。没有人关注他，他便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寻找快乐，这这肯定是我迷上了画画的内因，吴厚信深情地对记者说，没有环境，没有指导，没有钱买颜料纸张，唯一启蒙老师是-小人书，花一分钱在书摊上一蹲就是几小时，小人书上的侠客武将都印在脑子里了，于是课本上，作业本上，凡是能够落笔的地方都会出现许多三侠五义之类的人物，后来临摹已经不満足，就自己编故事，大都是某少年遭灭门之灾，后来深山学艺，仗剑云游，最终殊杀仇人，十年雪恨的故事，吴厚信说他至今还能记得和体味儿时画画时那种兴奋和快乐。

  1949年中国正面临着巨变，那年他七岁，有一天他正趴在教室的课桌上画小人，这回画的不是武侠，而是国军与日本鬼子打仗，他在持枪士兵的军帽上习惯地画了一个园圈，代表是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突然一个声音在身后纠正他，你画错了！帽徽上不应该是园圈，要画五角星！这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印下了十分深刻的烙印，他就这样经历了的中国划时代的变革。从此以后再画打仗，好人帽子上就是五角星，坏人就画一个圈了！他虽然无师自通但家里並不支持他学习美术，十五岁那年初中毕业，软弱的性格使他无力抵抗家长的意志，报考湖艺附中的愿望被扼杀了，和他一起画画的初中同学考上了湖北艺术学院附中，寒假相聚切磋画技，他发现，原本比他画得还差的同学，半年内竟然比他画得好很多！这对吴厚信是个核爆般的刺激，到高中毕业时他已能为自己作主，他竟破釜沉舟，志愿表上只填写了北京电影学院和湖北艺术学院，既使落榜也不读普通大学，打算下乡自学，当‘农民画家’，以此作为对家长的反抗。吴厚信给记者拿出他留存近60年的手稿——《苦难的岁月---少年英雄刘文学》这是他十五岁时依据当时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自编自绘一套连环画，主考老师不相信这出自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之手，于是吴厚信当场默画让老师惊叹，正是这本连环画考官慧眼认识了眼前这个执着而又木讷的少年，最终被两校同时彔取，他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

 “我就像一个海绵，一个饥饿的人进入了一个充满美食的天地，贪婪地摄取。”提起几十年前进入电影学院学习美术，第一次在专业的教学体系下接受训练时的感受，吴厚信眼中依然闪着亮光。5年制的大学生活在吴厚信眼中是一生中最美好的5年，那里有李宗津教授，还有像倪震那样优秀的同学。天分加上优质的土壤，年轻的吴厚信成为专业成绩优秀的学生。毕业前，本已经被北京电影制片厂录用，自愿把机会让给了离家更近的天津籍同学，而他则远赴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开始了电影生涯。

进入坦途却仰望另一座险峰选择荆棘，人这一生的不同阶段，都在奋斗，都在圆梦。

仍是性格决定命运

        刚刚进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就迎来“文化大革命”。由于父亲系国民党起义人员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吴厚信自知‘狗崽子’不得造次，于是在革命狂潮中画毛主席像和革命画成为他的唯一选择和避风港，‘人民战争’宣传栏是长影造反派在长春最繁华的街口设置的宣传革命思想阵地，图文并茂，吴厚信成为该宣传栏最主要的画手，他的精湛画艺很快使这个宣传长廊迅速成为长春街头的亮点，吸引了许多热爱绘画的年轻人的关注，有的大学生慕名而来，让吴厚信结交了不少朋友，邂逅了终生的爱情。革命画廊成为吴厚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揮洒天地，，这也为吴厚信的绘画技艺提升创造了条件与空间。至今在屹立在长影大院的那尊毛主席全身塑像便出自吴厚信手中，成为永久的纪念。“文化大革命是我的第二次大学。”吴厚信这样评价那段岁月，文革结束时，三十岁出头的吴厚信已是吉林省和长春市知名的青年画家了，刚刚复刊的《吉林画报》就刋出了他的油画《炼钢工人》，吉林出版社出经费特邀吴厚信从走长征路，1979年吉林出版社出版吴厚信编绘的《四渡赤水》画册问世，又为吉林省博物馆创作了巨幅油画[杨靖宇]，此画至今仍是杨靖宇纪念馆的镇馆之作。1977年到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所有电影海报都由吴厚信创作，至此，吴厚信进入早期美术生涯的巅峰。

   1979年吴厚信接受青年导演彭宁之邀，参与白桦编剧的《苦恋》影片的拍摄，电影美术是吴厚信大学本科专业，是他的本行，导演彭宁、摄影师张松平、美术师吴厚信被称为创新型的‘三位一体’青年创作班子。1979年秋，晚霞映红了长江，《苦恋》摄制组的汽车行驶在湖洲大堤上，此时，彭宁和吴厚信正在讨论即将杀青的影片《苦恋》起一个更响亮的片名，

落日中摇曳的芦苇从车窗外闪过， ‘太阳和人’四字从吴厚信嘴中脱口而出，他没想到后来彭宁果然把《苦恋》改成了《太阳和人》， 再后来，影片《太阳和人》和剧本《苦恋》的遭遇则是人所共知了，吴厚信对记者说，他内心一直觉得影片的被批判与改名有关，心里一直有歉于已故去的好友彭宁。尽管《太阳和人》受到批判，但影片的思想、叙事手法和造型上的创新仍然像一股清新的空气感染和冲击着影坛，吴厚信也成为影坛人气颇旺的新锐电影美术师，珠影厂长孙长城看中了四十出头的吴厚信，几经周折，硬是把他作为特殊人才从长影调至珠影。

   记者问道，您一生涉足绘画、电影美术设计、电影海报、编剧、导演、电影理论等多个领域，您认为哪方面做得更好呢？吴厚信沉思了一会说，在绘画事业处于最高峰时，由於种种原因，我放弃了一帆风顺的坦途，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甚至充满荆棘的道路，总想探索陌生的领域，喜欢更处于核心地位和更具挑战性，为了取得导演资格，我付出了非凡的努力，最后终于获得承认而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影视编导创作方面我虽然有长长的业绩名单，也获得金鸡奖和华表奖，但我认为仅仅是及格，再就是遗憾，导演需要的身体是我的弱项，同时电影及电视剧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的成败与影响涉及的方面太多了！吴厚信拿出罗艺军主编的《中国电影理论文选》，该书上、下两册，及入了1920年至1989年中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理论文章，其中吴厚信撰写的《空间思维论思考》收入其中，他说如果说建树，在电影理论上倒是可以说有所建树，自认为自己的‘空间思维’理论对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说这一生涉足厐杂，始终处于一种攻坚状态，性格决定命运，但他对自己选择并不后悔，因为一直在做自己想做喜欢做的事情。北京电影学院的五年是我生命中最愉快的时光，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我的第二次大学课堂，长影阶段是电影美术人生，珠影阶段是编导人生，退休后是绘画人生，吴厚信说今年七十三岁了，虽说最后总结为时尚早，但已是人生尾声，此生大致如此了！

记者问道，来采访您是因为您的油画长卷《中国记忆与中国梦》，釆访之后发现您的艺术生涯非常丰富，经历过许多重大事件，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绘画作品，您的创作都印记着时代的烙印，您认为哪些经历是最值得回忆的？  

       吴厚信说，个人的命运离不开时代，回顾所经历的事，确实与时代息息相关，文革结束后，许多城市的毛泽东塑像都拆除了，但我在长影雕塑的那尊塑像一直保存至今。当时雕塑是在长影摄影棚内雕塑的，搭了高十米多的架子，我站在架子的最顶层塑造毛主席的头部，军宣队派‘黑帮队’从地面一层层地给我递泥巴，他们都是当时全国闻名的艺术家，有大导演林农、王家乙、苏里、武兆堤，还有厂长袁小平、苏云，那时我们成天在一起，他们对我说，为毛主席塑像捶泥巴，递泥巴是‘赎罪’，看见这尊塑像常使我回忆文化大革命的岁月，现在它成了那个时代的痕迹。《苦恋》的创作经历让我卷入了轰动全国的大事件，即《太阳和人》受批判事件，当年我们那个‘青年’创作班子的成员：导演彭宁，摄影师张松平、副导演于福来都已不在人世了，无以告慰他们的是，时隔三十五年这部影片依然被打入冷宫，无法与观众见面，时代在进步，但坎坷仍在，我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的年代，依然以曾经参与这部存留于中国电影史的经典影片的创作为荣。在我的艺术生涯中与时代最紧密连系的无疑是我编导的纪录片《蛇口奏鸣曲》，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至今在电视屏面中频频出现的中国改革开放早期许多画面就是我当年拍摄的，特别是由於拍片与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人，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袁庚老人结成忘年之交，是我的终生荣幸。我成为著名的‘蛇口风波’的见证者，又创作了以蛇口及袁庚为原型的电视剧《激情年代》，这些都很值得回忆。

   记者问，你对这部作品满意么？打多少分？

吴厚信说，70分。不是最好，我要是50岁，比现在要好得多。虽然我还有许多不满足，但观众反映之强烈出乎我意料之外，就是说他们看懂了，认可和接受了我的历史观和艺术观，这使我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给我最大的启发是这幅画除了艺术欣赏的审美之外，更多的是引起观众思想上的思考和共鸣，唤起民族的共同记忆，激发振兴中华的共同梦想。

        最后吳厚信对记者说，感谢你的采访，帮助我囘顾过去的岁月，人一生的有许多不同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梦想，有时梦成真，有时梦想破灭，但不能放弃，一直在奋斗，一直在圆梦，这就是人生。每个人的梦都不同，集合起来，便是民族的梦。

（采访人：李旭明  ）